一、钱币学的定义 钱币学的定义，概括起来，可以这样说：钱币学是从文化的意义上对钱币开展研究的一门学科。包括对钱币实物的研究，也包括对钱币实物内在所蕴藏的，或者说是钱币背后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的研究。
钱币学的宗旨，是要对古往今来的钱币做科学研究。首先要对它们的真伪做出鉴定，对它们的历史价值、科学价值、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做出符合实情的，正确的判定，在此基础上再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的研究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钱币鉴定是钱币学研究的基础，或者说是钱币学研究的基本功。
在钱币学中，钱币应该是货币和货币文化衍生物的总称。钱币的主体是货币，在货币诞生的时候，货币文化的“衍生物”和它结伴而来，又伴随着货币的足迹，和货币一起演变、发展。它们虽然是货币的孪生兄弟，但不能行使货币的职能，它们和民族文化、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或者说是民族文化、民俗文化和货币文化共同酿造的产物。
最初的货币——实物货币，是具有两重性的，它们既行使实物货币的职能，同时也保留着它们自身带来的实用价值。譬如海贝取得实物货币的地位以后，仍然是一种装饰品，仍然是一种神器，据说妇女在生育的时候，手中握一枚宝贝，可以保佑顺产，保佑母子平安，所以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。实物货币的两重性便是货币和货币文化衍生物的源头。同样的道理，黄金是财富的象征，是天然的货币，同时，黄金也可以打制饰件，打制工艺品，还可以用作工业生产中的原材料。
古钱学家把历史上曾经作为货币发行的古钱称之为“正用品”，把它们文化意义上的衍生物称之为“非正用品”，非正用品又被称之为“压胜钱”。压胜钱的原名应该是“厌胜钱”。金属铸币诞生以后，厌胜钱的内含和民俗文化相结合，不断丰富，不断扩大，于是有了吉语钱、游戏钱、赏钱、宫钱、信钱、瘗钱、冥钱……。各种不同的门类，它们的材质、器形和制作也随之有所变化。因为它们始起于厌胜钱，所以后来也就把非正用品的古钱统称之为“厌胜钱”，即“压胜钱”。因为它们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，所以现在有人也把它们称之为民俗钱。
到近、现代，机器打制货币的时代，把机制币文化的衍生物又称之为纪念章。“纪念章”这个词是外来词，是西方钱币文化中的专用名词。在西方，把钱币博物馆称为货币和章的博物馆；钱币的保管部门称为币和章的保管部。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，“纪念章”其实是压(厌)胜钱的继续和发展，是近、现代的压胜钱。
纸币也有纸币文化的衍生物，诸如各类有价证券，防伪的票据、证件等等。
现行的电子货币——银行卡也有其文化意义上的衍生物，诸如交通卡、油卡、电卡等形形色色的信用卡，以及并不含有货币意义的有关的电子卡，诸如门卡、保险柜卡等等。
综上所述，钱币和货币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专用名词，钱币学和货币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。钱币学是文化领域的一门学科，在钱币学中，钱币是文化领域的一个专用名词。研究者注重的是钱币的器形制作，钱币的铭文图饰，钱币的材料质地，钱币的性质用途，钱币的制造工艺，钱币的历史、科学、艺术等文物价值，以及钱币的传世情况，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等等。货币学则是经济领域的一门学科，在货币学中，货币是经济领域的一个专用名词，是物物交换的媒介。货币学要研究的是货币理论，诸如货币的形成和发展，货币的价值尺度、流通手段、贮藏手段、支付手段和国际货币的职能，货币的信誉，货币的购买力，货币的发行、流通、回笼和销毁等等。
然而，钱币学和货币学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因为它们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货币，或者说是和货币相关的各种问题，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、切入点不同、目的不同，所以研究的方法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就不同。因此，有人说钱币学和货币学之间的关系犹如两个套在一起的圆环，它们各自有各自研究的范围、方法、目的和意义，它们之间既无法分离，又不可能重叠。我觉得这样的比喻，比较形象，易于理解。
二、中国钱币在国际上的地位
在古代，中国的钱币文化走过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，同时还影响到东亚、东南亚以及周边的其他国家和地区，是东方钱币文化的代表。希腊、罗马的钱币文化则是西方钱币文化的代表。东、西方钱币文化是世界上主要的两大钱币文化体系。
古代东、西方钱币文化的主要区别：一、材质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钱币是以铜、铁等廉价金属为主要的币材；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钱币则是以金、银等贵金属为主要的币材。二、铸(制)造工艺。东方钱币主要采用浇铸生产工艺；西方钱币则主要采用打制生产工艺。三、币面的主要修饰和防伪措施。东方钱币是以文字的书法篆刻艺术为主；西方钱币则是以写生写实的图案为主。
东、西方钱币文化在不同的地区，由不同的理念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概念，不同的制作风格。然而长期以来，东、西方钱币文化之间又相互交流、相互影响、相互学习、相互借鉴，最后会逐步走向大同。
三、中国钱币学的历史和发展 在中国，钱币学的前身是古钱学。古钱学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，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，至少在南北朝时期，已经有人在专门收集和研究古钱，并且编纂了钱谱。
随着时代的进步，钱币文化不断更新。到清末民国初年，中国传统的方孔圆形的铜钱和金银称量货币，逐渐演变为机器打制的银元、金元和铜元；中国传统的旧式纸币，也逐步演变为新式的银行兑换券。面对这样的现实，到上个世纪三、四十年代，在钱币收藏出现新高涨的时期，钱币收藏的范围也相应有了新的开拓，有人适应时宜，开始把机制币、纸币也列入了收藏的对象，并对它们开展了研究。于是，在古钱学界，便有先知先觉者，顺应时代的潮流，提出了“泉币”(即钱币)的新概念，由丁福保、罗伯昭等人发起，于1940年5月，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泉币学社，创办《泉币》杂志。并把宗旨明确为：“研究古今泉币，沟通中外学界”。但事实上，古钱仍然是当时钱币收藏和研究的重点，就《泉币》杂志发表的文章来看，除古钱之外，讨论其它钱币的文章寥寥无几，不能形成气候，这也是那个时代钱币界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。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和使用纸币的国家，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，但长期以来对于纸币的集藏和研究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，旧时称退出流通的纸钞为“废钞”，这一个“废”字，便泄露了人们对它的偏见。在很长的时期里，纸币收藏并没有进入钱币收藏的主流，到上个世纪三、四十年代，古钱学界虽然也开始注意到纸币的集藏和研究，但由于材质、制造工艺等文化元素的差距，纸币的集藏、研究，和古钱、机制币的集藏、研究，始终难以真正融会到一起，因此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个圈子，各有侧重的两批人，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交流和联系。
最早提出“钱币学”的名词，是彭信威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《中国货币史》。在他的书里，设置了“钱币学”的专门章节。但是，这在当时只是少数人的认识，只是个别学者提出的学术观点，並没有引起国内钱币界和货币史学界的广泛关注。
1982年成立中国钱币学会以后，“钱币”和“钱币学”才逐步被学界、业界所接受，逐步被社会所认同。但对于“钱币”和“钱币学”的内涵的理解，经历了逐步认识、循序前进的过程，由开始的模糊概念逐步变得清晰，由开始的众说纷纭逐步趋向一致。随着钱币学研究成果的与日俱增，对于钱币学的学科建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，钱币学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影响，并正在不断扩大。
1999年版《辞海》新增了钱币学的辞目，辞条是这样写的：“钱币学旧称古钱学。研究历代钱币的学科。过去以研究古钱为主，故称‘古钱学’。建国后研究范围扩大，包括了当代钱币，并兼及其他有关文物，故改称为‘钱币学’。古钱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就钱论钱，钱币学则从研究钱币实物及有关文物出发，进而探索钱币发展规律、历史作用、文物价值和社会意义等。”现在看来，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基本是正确的。
在西方，钱币学和历史学、考古学、经济学等学科一样，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重视。国际钱币学委员会和历史学、经济学等其它专业委员会一样，都是国际教科文组织的成员。现代意义上的钱币学学术团体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一百六、七十年的历史。
在中国，古钱学虽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，钱币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这门学科在西方大发展的时期，我们却停滞不前，甚至连传统的古钱学都有中断的危险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，上海解放日报上已经有人发表专文，呼吁古钱学有绝学的危险，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。但紧接着的十年动乱，更是雪上加霜。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以后，钱币学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。
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，中国钱币学的建设有了可喜的成绩，有了比较大的发展，也引起了国际钱币学界的关注和重视，1991年9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钱币学大会上，有西方学者呼吁：“我们必须认识到，除了希腊、罗马为代表的钱币文化之外，还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钱币文化的存在。”2002年10月，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第九届年会在北京召开，30多个国家，15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。这是第一次在中国，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地区召开的有关钱币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会议的圆满成功，让更多人了解了中国，了解了中国的钱币，了解了中国的钱币文化，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钱币学界的地位。
但是，全新意义的钱币学在中国的历史毕竟还很短，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，要真正迎头赶上，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界真正取得一席之地，它的重要性和社会价值，真正被学界所接受，被社会所公认，还有待于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，有待于我们在学术上取得更多的成果，也有待于我们为钱币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。 | 
